the dark side

這兩本拙著分別收入了以下各部分：第一本收入《台下人語》和《台下人新語》；第二本收入《菊壇知見錄》、《津門亂彈錄》、《看戲知見錄》、《看戲瑣談》及《戲迷閒話》等。其中《台下人語》已是第三次重印，其他內容也都是第二回了。這些文字，都曾收入《吳小如戲曲文錄》。我並不想一味“炒冷飯”，只是它們僥倖還有讀者。出於“上帝”們的要求，又承天津古籍出版社厚愛，這才鼓起勇氣讓它們再次與讀者見面。蓋《台下人語》初印本距今已超過二十年；就連《戲曲文錄》問世至今，也有十年了。這本拙著，在歐洲、北美、日本和東南亞諸國，都有讀者；其中有僑胞，也有國際友人。有的外國朋友還徵求過我的意見，把書中某些文章譯成外文。這雖近於“不虞之譽”，但也足以說明這些長長短短的文字還不是空談泛論，不屬於泡沫或垃圾。而至今還時有讀者向我索書，並詢問何處可以購買。我因原書早已售缺，愧無以應，這才考慮到化整為零，把它們分成兩冊，重新付梓。這既可以使出版社不致虧本太多；而讀者也無妨各取所需，減少點經濟負擔；我本人對讀者庶幾也略減愧疚。這實是由衷之言，絕非虛晃一槍的客套話。
這裏須鄭重說明並有必要向業內人士提醒的是，在《戲曲文錄》出版以來的十年中，通過各種渠道反饋給我的資訊，獲悉拙著的讀者青年人占相當大的比重。有的青年戲迷還輾轉給我寫信，把我當成知心朋友。我收到過自黑龍江的黑河、四川的雅安和新疆的烏魯木齊等遠方讀者寫來的信，年齡最小的有正在求學的初、高中在校生；而戲迷中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則為數更多。除通信外，有的青年人還同我結為忘年交。這些讀者，不論年齡大小，他們都有一個共識，即都不愛看那種以獲獎為目的的所謂“新編歷史劇”。不少青年人認為這種新編的戲只是一種奢侈浪費的“形象工程”或“政績象徵”，國家付出巨額投資，換來的只是曇花一現。從藝術角度看，有些根本不是京戲，不是昆曲。即使有的戲（如《大唐貴妃》）保留了若干段傳統唱腔、卻與整個劇本、劇情乃至舞臺氛圍完全格格不入。有些不倫不類的清裝戲（如《宰相劉羅鍋》，）明明是靠噱頭騙取票房價值的鬧劇，卻被戴上了“精品”的桂冠。因為這些青年觀眾更愛看長期膾炙人口的傳統老戲。由於多數青年人進劇場的機會少（有的身在邊遠地區，有的苦於沒有錢買票看戲），這就使他們儘量通過傳媒包括從網上聆聽自上個世紀初至六十年代前的名家老唱片。有的青年人居然能接受譚鑫培，而更多的年輕戲迷則非常喜歡余叔岩、孟小冬、馬連良和楊寶森以及四大名旦。上述這些資訊和觀點，都是我從四面八方的讀者來信中得知的，我可以指名道姓一一說明其來歷，絕非空穴來風。當他們自己的這種業餘愛好和審美觀點與當前傳媒索宣傳的帶有傾向性的藝術見解相枘鑿而發出矛盾時，無意中讀到了拙著，於是他們乃想方設法同我取得聯繫，希望從我這裏得到印證和支持，證明他們所抉擇的藝術對象和審美趨向是正確的，是可信並可靠的。從這些無可置疑的來信和訪談中，我自然而然產生了深刻的反思：多少年來那些甚囂塵上的對京劇強調改革創新的議論，說什麼青年人不愛看京戲，看不懂京戲，京戲必須改得合乎時尚潮流（實際上正是讓京戲儘量不像京戲）才能吸引下一代觀眾等等，並非全部事實真相。有些很可能就是一些根本不懂京戲（乃至根本不懂我國古典傳統藝術）或對古典藝術持虛無主義態度的人只圖為己所用而片面誇大了這方面的現象，甚至不排斥其中還有主觀臆測乃至向壁虛構的成分。這些似是而非的論非的論調，實際上產生了多方面的誤導：既誤導了演藝界，更誤導了文化藝術方面的某些決策人。這最後一種誤導負面影響至钜，甚至連我們党的高層領導同志提出的“當前對京劇應以搶救、繼承為主”的指示也未能認真得到貫徹執行。如此年復一年，最終的惡果乃是使我們的傳統文化藝術不僅走了一段很長的彎路（實際上目前還在向彎路上不停地走著），而且不免誤入歧途，從而走向絕境。正是處於這樣的一種時代背景下，我寫的幾本舊書才引起不少青年朋友的強烈共鳴。一位元北大化學系的博士生曾當面對我說：“先生二十多年前即已說過的話和寫過的文章，為什麼有人就是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到今天還在誤導觀眾呢？”而我卻有自知之明，那些積極主張“創新”和一心想讓我們的古典傳統文化藝術同國際接軌的“先進人物”，豈但對我說的話、寫的文章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實際上是根本聽不進去、看著有反感。幾年前我還接到過匿名信，大肆詛咒我和朱家溍先生（傷心的是，朱老病逝已逾周年，再也無法為我國的傳統文化藝術伸張正義了）是頑固保守分子，認為京劇“改革創新”的步伐之所以邁得不大、走得不遠，就是我們幾個老頑固在拖後腿。然而事實證明，只要你真正走出去面向基層觀眾，瞭解一下青年人對傳統文化藝術的看法，就會發現究竟是誰在製造泡沫文化，誰在加強使文化藝術陣地沙漠化，則是非不辯自明。恐怕這也是我此次決定“炒冷飯”，重印拙著的原因之一吧。是為序。
2004年10月在北京寫訖。